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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3平台2021-09-04 17:48

中国“Z世代”助浴师“出师” 解“银发族”难言之痛******

　　中新网济南2月4日电 (李明芮)准备血压计、血氧仪，组装浴缸，铺上防水垫，对浴缸进行消毒，调试水温……2月4日，一系列准备工作就绪后，济南“00后”助浴师张慧和同事一起将行动不便的老人抱进浴缸里，开始助浴服务。

　　随着中国老龄人口增多，助浴服务受到社会关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亿以上。

张慧和同事一起为老人进行助浴服务。　受访者供图

　　在上述背景下，专为老年人提供洗浴服务的“助浴师”一职应运而生，北京、上海、江苏、山东等省市的部分地方逐渐兴起助浴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这一新兴职业群体出现了越来越多的“Z世代”面孔，助解“银发族”养老“痛点”。

　　今年22岁的张慧是济南春和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助浴师，从业半年来，已服务百余位老人。在她看来，为老人助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助浴’不仅可以帮助老人洗去身体上的不适，还能帮助老人获得心灵上的放松。”

　　“小张，你下次什么时候过来呀？”这是张慧每次工作后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张慧说，每次看到服务的老人及其家属充满感激的眼神，以及洗完澡后老人舒服的样子，就有满满的成就感，这也是她坚持做这份工作的动力。

　　济南春和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曹帅是一位“90后”，他以自身经历为例介绍说，洗澡，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平常的小事，但却是许多老人心中的难言之痛。他80多岁的爷爷由于疾病卧床，陷入半失能状态，曾一度为洗澡问题困扰。“许多失能或者半失能老人疾病缠身，洗澡造成的心理波动或者其他状况，容易刺激到老人，导致意外事故的发生。这就需要更专业、更年轻的人来帮忙解决问题。”

　　“‘助浴’可以通过为老人服务，增加粘性，逐渐通过‘助浴’延伸到老人家里的情感交流、精神慰藉等领域。”曹帅称，自己在从事这一行业前，了解到日本有“访问助浴”，并向日本的一家助浴公司学习经验，将其转化为适合国人的助浴服务。“公司的员工也趋于年轻化，并在上岗前经过系统的培训，能更好地为老人服务。”

张慧和同事一起为老人进行助浴服务。　受访者供图

　　2022年，中国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指出应支持社区助浴点、流动助浴车、入户助浴等多种业态发展，以及推动助浴服务相关产品的研发。

　　某电商平台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老人助浴”“老人洗澡”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808.06%，“老人助浴”订单量同比增长1450%。

　　“让老人干净而体面地老去，市场力量不能缺席，更离不开家庭成员的呵护，社会养老制度的关怀和传统观念的转变。”曹帅坦言，除了帮老人“澡”回尊严、“澡”回幸福，还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参与到养老服务工作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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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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