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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联系优势 促进琼港合作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张佳奇 陈启杰

　　2022年12月10日至11日，海南省政府代表团赴香港招商。在港期间，与多家企业会谈，积极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海口市、三亚市政府分别与多家知名港企签署合作协议。会谈一场接一场，签约一个接一个，琼港合作打开新局面，取得了新成效。

　　2019年以来，省政协按照省委安排部署，发挥联系优势，组建省政协琼港经济合作发展推进工作组，助推一大批琼港合作项目落地，促进琼港合作走深走实，全力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香港与海南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商缘相连，琼港合作交流日趋频繁，成果不断凸显。

　　琼港合作发展起步早、起点高。2019年11月23日，省政协琼港经济合作发展推进工作组（以下简称推进工作组）成立，主要围绕重点领域推动重点项目合作，组织琼港两地开展合作交流，加强琼港合作机制建设。

　　推进工作组成立后，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反馈；每月召开工作碰头会，每季度召开工作推进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工作汇报会，有力助推琼港经济合作取得实效。同时，还充分利用全球投资服务热线，通过“企业服务员”制度和“横向协调、纵向联动”的部门与市县园区联动机制，为香港企业提供各类投资咨询。

　　经过不断完善，截至目前，推进工作组已有16家成员单位，下设宣传、人才、琼港经济合作发展示范园区、旅游合作、钻石珠宝首饰业合作、新型离岸国际贸易、零售业合作、医疗卫生合作、金融合作、会展业合作10个工作专班，每个工作专班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公布，绘就了海南自贸港的建设蓝图，也吸引越来越多海内外投资者的目光。在这样的背景下，琼港携手合作，共同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在政协履职中变得格外重要。

　　2021年11月18日，经过多方筹备，琼港经济合作发展咨询委员会成立，咨委会聘任来自香港各相关领域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和权威人士，作为推动琼港经济全面合作的“智库”。集思广益，接受海南省的咨询，共同形成符合琼港实际条件和实际需要的具有前瞻性、全域性、操作性的建议和意见。

　　助推一批重点项目落地

　　2021年9月28日，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港琼港澳服务业合作示范区成立。相关工作专班专程赴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等地，学习考察粤港合作的经验做法。在此基础上，工作专班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初步明确了琼港合作示范园区建设的总体思路，制定园区建设工作方案。

　　2022年，立足“香港所长、海南所需”，省政协推动海口、三亚分别与香港方面签订琼港经济合作发展示范区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记者从省政协了解到，截至目前，推进工作组共助推琼港合作项目554个，投资额约27.1亿美元，琼港合作示范区建设、琼港服务业珠宝业合作、赴港招商推介、香港专家参与海南税制改革研究等工作正有序推进，合作发展态势良好。

　　伴随着推动琼港经济合作的一系列工作，一大批香港企业已快速行动起来，谋求与海南自贸港深化合作。

　　去年12月，省政府代表团赴港招商期间，国泰航空公司主席、太古可口可乐有限公司主席贺以礼认为，未来几年，海南将成为太古集团投资增长最快的省份。太古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整合资源，推动各大板块加速布局海南，加强人才储备及技术创新力量，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嘉里集团董事长郭孔丞说，集团将发挥优势，推动更多东南亚高端游客到海南旅游，同时将助力海南提供更多高附加值的旅游产品，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香港珠宝首饰业商会主席黄绍基说，期待海南自贸港在政策突破、人力资源供应、优化税制等方面进一步落实落细，吸引更多香港企业投资海南。

　　委员发挥优势为深化合作建言献策

　　近年来，在推进琼港经济合作过程中，围绕两地企业家的所盼、所需、所想，省政协主要领导多次走访港区省政协委员，希望港区省政协委员积极助推琼港交流合作深入开展，利用好琼港各自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人才优势，推动琼港合作重点项目建设，发挥示范引领效果。

　　省政协委员也积极聚焦“琼港”融合发展，纷纷建言献策。香港弘盈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留兴建议，用好琼港各自资源优势、政策优势、人才优势，大力推进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零售业、珠宝业等行业制度型开放和衔接，推动琼港合作重点项目建设，发挥示范引领效果，打造好“共建自贸港，琼港大合作”品牌。

　　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在履职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如何加强香港和海南之间的互动，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他提出，现代服务业是“海南所需”“香港所长”的领域，琼港两地可以积极进行合作。

　　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符琼芬表示，为了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要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法赋予的特别立法权和各项优惠政策，在琼港法律服务的借鉴和融合发展方面先行先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优良法治环境。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